[31]有学者（如焦宝乾）将（拉丁语ratio iuris）翻译为法理，是否妥当，值得进一步考察。

因此，在孙志刚案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网络）社会力量形成了彼此借力打力的法律改革机制。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实验性立法才真正体现了中间变革。

在转型年代的经济改革中，中国通过政治分权与竞标赛体制在一定程度实现了这个效果。并且，通常情况之下，整性治理危机并不是中间变革的必要条件。从推进中国走向法治这项伟大事业来看，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每一种力量的角色进行解剖麻雀一样的分析，通过回顾三十多年的历史，动态地分析每一种力量参与法律建设的行动者、利益与动机，并通过寻找利益共识的途径来挖掘各方推动法治的正能量。但是，如果只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来观察中国法治变迁的动力机制，似乎在有些时候不太带劲。随后，执政党分别在其十五大（1997年）、十六大（2002年）、十七大（2007年）和十八大（2012年）的报告中，都明确树立了依法治国的行动纲领。

在法治考核中，应当避免只上不下的单方面激励——否则的话，只会事倍功半。中国走向法治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推动和实现这个大转型的动力，并已经备受关注。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

他一方面讲述了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联邦司法管辖区、在中国设立美国驻华法院以行使治外法权的历史，分析了这种殖民主义活动对中国主权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又分析这种以强力来输出法治的做法对美国法治本身的败坏。全球化的序幕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便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充当着家族的替代物，照管个人的生老病死，成为伦理经济中的基础主体。萨伊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以英、法、荷兰等早期殖民帝国的东方学为主要考察对象，这种东方学是把东方作为客体来研究，服务于这些国家向东方殖民的知识和策略需要。

[5] 实际上，尊重一个国家既有的文化传统，认为法律不能人为设计出来，更不能由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是从柏克到黑格尔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共识。东方原本是无法的（lawless），而西方是法治的发源地，制度文明的先进，是中国效仿和追赶的目标。

改造社会我有这样一想法: 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 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比如，把东方视为白人的负担这样的东方主义思路也固化着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使黑人等少数族群同样被视为白人的负担，其中虽然蕴涵着帮助和教化的道德义务，但更多地体现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姿态。中国人传统的家庭伦理成为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等大规模社会变迁中的稳定剂，帮助中国有序度过了国企改制导致大规模工人下岗这样的大考验。[17] Michael J. Trebilcock and Daniel J. Daniels, Rule of Law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arting the Fragile Path of Progress, Edward Elgar, 2008. [18] Editorial, Toward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st, June 1, 2013. [19]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p.284. [20] 梁漱溟: 《1953 年9 月11 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载《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 页。

政治和法律的演进不是靠若干想凭理念来改造世界的人就能够推动的，因为这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几只蚱蜢在草下鸣叫就会使整片牧场回荡着它们喋喋不休的嗡嗡声，而上千头大牛在栎树下休憩，咀嚼着反刍的牧草，一声不响，祈祷人们不要把那些噪音制造者当成牧场里唯一的居民。如果我们放弃对法律教义的执着，就会发现，在一种功能主义的意义上，亲属法和公司法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很多时候可以相互进行功能替代。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国力衰弱的中国仍被排除在国际法世界之外。作为后起的殖民帝国，美国很巧妙地利用法治和人权话语瓦解了欧洲列强所建立的世界体系。

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理念和利益来表述东方、征服东方并改造东方，把东方的久远历史和文明传统建构为虚无缥缈的过去，这种过去在现代世界没有当下实存的意义，更没有未来。但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饰演的整个新世界的最初创造者福德博士却在主人的程序中植入了一种病毒，即想入非非（reveries）。

（第五章）实际上，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损害了东方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文化传统，也损害着殖民帝国自身的宪法原则和公民权利。中国必须被征服、被改造，然后才能获得国际法世界的准入证。

（p.7）在美国驻华法院受审的美国刑事案件被告不享有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一些基本权利，包括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这两种正当化策略是相互矛盾的。[4]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edited by G. Blakemore Evans, update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9, p.133. [5] Winthrop D. Jordon, The White Mans Burden: Historical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 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136. [7]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 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p.499. [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 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p.211. [9] Tzvetan Todorov, The Morals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Alyson Wate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48-49. [10] 教鱼游泳（enseigner les poissons à nager）本是一则法国谚语，被冯象教授用来形容我国的普法事业。比如，近20年来风生水起的全球宪政主义浪潮中，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南非宪法和德国基本法文本与实践的影响力都以超越了美国宪法。这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服务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事业，将东方建构为被动的客体，有待被基督教化、文明化和法治化，而不顾构成东方的若干文明古国有着比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悠久得多的文明传统。（p.198）虽然官方表述中一般会在法治之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定语，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却极少看到对中国本土资源的援引，许多法律人离开了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权利、自由等概念便不会说话。

及见洋人之势力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2]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学是一种态度，其心理机制是满不在乎（insouciance），即：保持这种态度的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缺乏基本的兴趣和了解的欲望，而只顾推销自己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

[9]不明就里地照搬西方的法律条文和概念，进而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和评价中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实践，这种法治化进路明合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定性和定位：西方法律是一种无地之法，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法律。（p.157）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成了不会游泳的鱼，等待掌握了西法之学的法学家们来教鱼游泳。

《法律东方主义》本身也是在中国崛起的事实背景下产生的反思性作品。《法律东方主义》中译本的意义不在于帮助我们用美国人的自我批判来批判美国，而在于提示我们迈向具有中国主体意识的认知立场，一方面更好地认识自身，另一方也更深入地理解西方。

毕竟，面对具体生活的民众在立法大业中是没有任何发言机会的。[14] 《法律东方主义》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揭示了作为普世价值的法治话语背后的权力逻辑。美国国内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例外论在其他国家也慢慢得到认可，不过并不是从赞许的角度，而是说：既然你那么与众不同，我们就没有理由向你学习。而客人则是真实的人，他们来到主人居住的新世界放纵自己的欲望，对主人做各种在文明世界不可能做或做了必受法律严惩的事情，包括奸淫、抢掠、以各种方式屠戮。

如果说把萨伊德的Orientalism翻译成《东方学》是完全符合该书主体内容的译法的话，在其他领域应用这个概念和相关分析方法时，东方主义显然是一个更合适的译名。但络德睦认为，中国亲属法在历史上发挥了现代公司法在当下所发挥的许多功能，（p.63）其中包括现代公司法最核心的功能，即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和管理者的信义义务。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是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缺乏主体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存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督教：因为我们所谓宗教，系指‘精神退归到自身之内，专事思索它自己的主要的性质、它自己的最内在的‘存在。但驱动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找现代化之路的主要动力始终是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正像梁启超所表达的那样：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

在修昔底德笔下，占据绝对军事优势的雅典人对面临被征服命运的米洛斯岛使团说：你们和我们一样知道，在讨论人类事务的时候，正义从来只存在于势均力敌者之间。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就是将东方主义批判视角应用到法学领域的一项努力。

比如，柏克认为，历史是一个层层叠加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政治体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秩序是世代累积的文明成果。[16]从1960年代之后，美国主导的一系列的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则资助和引导了法律与发展话语的生产和推广，把建立美国式的法律制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文忠前已得疾，自是愈笃，不数月薨于军中。本文原载于《人大法律评论》2017年第一辑 一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虚构了一个格拉多科学院，这个科研机构中的专家学者们凭着自己的奇思妙想做着各种古怪的试验，提出着各种改良自然、社会和政治的方案。

唯一不在美国驻华法院适用的联邦法就是美国宪法。通说认为，在中国，家族被视为最基础的政治－法律实体，国与家具有组织上的同构性。

比如，薛福成曾这样描述胡林翼见到西洋蒸汽轮船之后的反应：文忠⋯⋯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

由于他们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毫不了解，也丝毫不感兴趣，所以提出的方案丝毫无助于国家治理和民生福祉。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